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状分析——以浙江省为据（下篇）

（接上文）

三、参与状态正由不平衡向平衡、 由无序向有序、由自发向自觉转变

社会政治资源的分配、政治参与的收益往往与经济实力的强弱、经济地位的高低成正比关系，正如美国社会政治家安东尼·奥罗姆所指出的: “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高些，这些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在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之初，少数经济实力强的大私营企业主，在政治参与资本、政治参与时间、政治参与精力、政治参与能力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而政府在分配政治资源时又往往向社会影响力大的大私营企业主倾斜，从而导致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即少数大私营企业主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而大多数中小私营企业主却只能分享少量的政治资源、 空有政治参与的热情而无政治参与的渠道与机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政治资源的配置逐步趋于均衡。一方面， 进行政治参与，需要在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活动上投入时间、 精力、 资金，对于一些已建立稳固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大私营企业主来说， 政治资源的价值“浓度” 因其获取的相对轻易而被稀释，政治资源的诱惑力与吸引力逐步降低，他们的政治参与兴趣、 动力也相应地逐步降低。另一方面， 政治资源配置的公正性逐步增强， 中小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环境逐步改善、 政治参与渠道逐步拓宽、 政治参与热情逐步高涨、 政治参与素质逐步提升，他们日益成为政治参与的主力军。212名私营企业主中，有 95 人不认同“党和政府更看重大私营企业主”这一说法，占比为 44．8% ; 有 158 人认为，“政治资源的配置越来越公正”，占比高达 74．5% 。

在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之初， 由于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政治参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政治参与体制的不完善，致使相当一部分中小私营企业主或无法进行合法性参与和制度性参与、 或无法通过合法性参与和制度性参与而实现自己的参政目的， 加之缺乏疏导和容纳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一定的政治渠道和场所，因此，当时一些私营企业主，往往通过非法性参与、非制度性参与来寻求“保护伞”、参政渠道与参政舞台，“隐性参政”大量存在，“政治寻租”、“权钱交易”现象时有发生。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党和政府已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给予了明确认可， 对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参与权利给予了明确的法律、 法规、 制度保障，并不断加强对私营企业主的团结、帮助、 教育、 引导， 不断优化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环境，不断拓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渠道，不断增强私营企业主政治资源配置的公正性，与之相适应，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升、 依法参政意识不断增强、 非法性政治参与的风险与成本不断增加，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均优先选择合法性与制度性参与，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状态的有序性逐渐增强。此次调研中，对“你愿意选择什么样政治参与方式”这一问题，有205 人选择了“合法性参与”，占比为 96．7% ; 对“你愿意选择什么样政治参与模式”这一问题，有 198人选择了“制度性参与”，占比为 93．4%。

    长期以来，我国私营企业主的地位、前途、命运与党和国家的政策紧密相连、 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壮大，均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代私营企业主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政策对他们安身立命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最初之所以参政，或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朴素的感激心理、或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或是出于某种政治情绪情感宣泄、或是出于对某些偶然性事件的自然反应，尚没有形成系统而科学的政治诉求、持续而明确的政治目标，尚缺乏有效的利益凝练与表达机制，参政的私营企业主仿似一个个“独行侠”，涉及的话题和领域仿似一个个“孤岛”，此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呈现出自发性、主观性、随意性、分散性等特点。随着政治参与实践的不断深入、 政治参与范围的不断拓展、 政治参与经验的不断积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素质不断提升、政治参与视野日益开阔、政治参与胸怀日益宽广、政治参与技巧日益成熟、政治参与行为日益理性、政治参与意识日益自觉，一些优秀的私营企业主“正在跳出‘老板阶层’ 的圈子和本阶层的思维局限， 自觉为方方面面的社会利益建言献策，为各个社会阶层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头百姓‘争利’，……他们带着‘公益参政’的理性心态走进‘两会’ 会场”，……开始追求‘民主型、公益性政治参与’的参政议政新境界，将自身定位成一个执意要对社会负责的阶段性参政议政角色，并主动实践之”。

文章来源：《湖南省社会主义学报》 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