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方式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 （节选）

海外贸易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在西方哲学理性主义思维范式形成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首先，商品贸易形式与种类的多样性造就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抽象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方法时曾说: “最一般的抽象总是只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马克思以 “劳动”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对劳动的抽象理解不可能产生于只有单一劳动形式的古代社会例如农业社会，而只可能产生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 在这种社会形式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劳动，而且人们能很容易地从一种劳动形式转到另一种劳动形式。只有在劳动形式足够丰富的情况下，人们才能从各种特殊的劳动中抽象出 “劳动”的概念，并且对劳动中所包含的如生产、分配、流通等范畴概念进行思考。而这只能产生于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可能产生现代政治经济学。

        海外贸易对欧洲抽象 ( 理性) 的哲学思维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西方海外贸易商人往同时从事多种商品贸易。美国经济学家汤普逊在其名著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记载着一本从中世纪流传下来，名叫博尼斯的两兄弟商人的账本。他说，从中可以看出，“博尼斯兄弟是经营广泛的商人，他们在拉福里街出售的商品包罗万象，从农产品到纺织品，香料、鞋、武器、药材一应俱全。他们也是火药商，还开了一家出租马车行。他们又是殡仪承办人，并向各色人等出租葬礼用品。此外，他们还是银行家，以货物为抵押贷款”。而且他还指出，这并不仅仅是个别现象，在当时的欧洲城市里这是很普遍的。在这种多种形式商品交易的 “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就产生了 “最一般”的理性抽象思维。农业社会则不同。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单一的、固定的; 人们固定在某块土地上，生活与劳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下一代人遇到的问题往往上一代人也遇到过，并且已经积累了解决的经验办法。

    人们仅凭代际相传的感性经验已经足够应付。费孝通先生说: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做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所以小农经济不太容易产生抽象思维。

其次，海外贸易的高风险性也促成了抽象理性思维的产生。如果要问: 从事海外贸易，商人最注意的是什么? 有人可能回答: 利润。这是错的。笔者多年从事 “国际贸易实务”的教学，所有的国际贸易的教材和理论文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一致的: 最注意的是 “规避风险”。理由很简单: 一次遭遇风险所带来的损失要超过十次利润。尤其是海外贸易，它具有线长 ( 货物的运输距离长) 、面广 ( 交易中要涉及许多方面的工作) 、环节多 ( 涉及陆运、海运、空运等多种运输方式，从出口地到进口地要经过多道关卡，办许多手续) 的特点。货主往往不是亲自把货送到买主手中，而是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买主与卖主见不上面，更何况交易双方远隔千山万水，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一旦出事，一方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对另一方进行追究。所以海外贸易的风险要远大于国内贸易。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国际贸易采取 “买卖双方风险分担”的做法，形成了一整套详细的贸易规则，买卖双方严格按照规则办事，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比如国际贸易中有一个做法叫做 “象征性交货”( Symbolic Delivery) ，从 16、17 世纪开始形成，至19 世纪已经风靡于世界直至当代。它与 “实际交货” ( Physical Delivery) 不同。在象征性交货中，买卖双方彼此作为付款和交货凭证的只是单据而不是货物。甚至买方和卖方可能都没有见到过这个货物 ( 这往往是指作为中间商的商人，如是自产自销当然不会这样) 买方只是根据卖方所出据的单据付款，卖方也凭单据催款。即使买方未能收到货物，但卖方已经提供了完整的单据，则卖方也必须付款。相反地，如果卖方未能提供完整的单据，即使已经将货物完好无损地送到买方手中，买方也可以拒绝付款，并提出索赔。

在 “象征性交货”当中，单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使用信用证方式付款时，卖方在获得所有单据以后便以此向开证银行索取货款，银行付款时要求严格地做到 “单证一致，单单一致”，它不管货物本身状况如何，只管单据。单证与各种单据之间稍有不一致之处便会遭银行退回，拒付货款。银行如此，买卖双方也是如此。它们不会自己对货物进行质量和数量检查，只看单据，货物如果出了问题，也是凭单据进行仲裁索赔。所以，在近现代贸易中，货物单据的作用要比货物本身大得多。从我们传统的经验思维看，这种做法几乎不可思议。但是从海外贸易的角度来说，这却是规避风险的最好方法。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