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中国自己的哲学语言（节选）

“象”的哲学语言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两个转向”

把“象”理解为中国哲学自己的语言，得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存在转向”和“语言转向”。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一般都要依靠对西方哲学的借助和引用，例如胡适之借助于实证主义，冯友兰之借助于柏拉图和欧洲维也纳学派，牟宗三借助于康德哲学。“象”作为一种哲学语言的研究也是这样。但这次借助与以往不同。以往的借助，基本是用西方哲学来匡正中国哲学，即“以西释中”，这次的借助，却是“以中释西”。以前的借助，是看到了中国哲学有问题，因此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哲学的问题，这次的借助，却是看到了西方哲学有问题，从这个问题中看到了中国哲学的意义。王树人、张祥龙，更早些时候还有张世英等人都是如此。他们都是研究德国哲学的专家，也是在对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海德格尔的“存在转向”中体会到了中国哲学之独特的“象”之语言的意义。

我们仍以“花”为例说明何谓“存在转向”。前面说过，西方传统哲学只研究“花”本身，忽略了“春天”对于花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这就是以对“存在者”的研究代替了对“存在”本身的研究。这个存在就是“关系”。对象( 实体) 是在人与世界所构成的关系中被认识的，对象的性质和意义存在于关系之中，所以认识对象首先要认识这种关系。所以，现象学是“描述性的现象学”:“在这里，描述并不意味着植物形态学的那样一种处理方法。”比如说“花”不能简单地视为“植物生殖器”，现象学要描述的“显然是这样一种东西: 它首先并恰恰不显现，同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它隐藏不露; 但同时它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这个在不同寻常的意义上隐藏不露的东西，……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现象学是存在者的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显然，花的“存在”就是春天，海德格尔要来研究“春天”，这就是“存在转向”。海德格尔后来进一步认为: 传统的范畴语言仅仅把自然当作人的认识对象或者是劳动对象，从而成为对象化的“座架”“连根拔起”，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与自然应当是同根的，共同构成存在本身。

马克思的理论从其性质和作用来说，并不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但他从唯物史观社会研究的角度，也同样实现了与海德格尔类似的哲学革命。比如他说: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织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其唯物史观指出，人们的知识、理性，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等等，其实都不过是一定的生活境域、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产物，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因此也都必须从这个境域、结构和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这就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人共同形成的“存在转向”。所以法国当代哲学家祁雅里总结说: “从克尔凯郭尔到马克思，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思想不再关心它自身和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转而关心它自身和通过主体或‘定在’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的另一个转向“语言转向”与“存在转向”殊途同归。语言转向的起因在于对词语“意义”的寻求。被称为语言哲学之父的弗雷格第一个意识到语言的指称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在写于 1892 年的《指称与意义》一文中，他举例说，金星有两个名称，一是“晨星”，一是“暮星”。两个名称都是指向同一个对象，但既然用两个名称，那么这两个名称显然应该有着不同的意义。这个说法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震动。因为传统欧洲哲学的语言意义一直是指称论的: 指称的“意谓”即事物的“意义”，就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开头引用奥古斯丁的话以后所述说的那样: “语言中的单词是对对象的命名——语句是这些名称的组合。——在语言的这一图画中，我们找到了下面这种观念的根源: 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人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观点有什么问题，但弗雷格指出了这里的问题: 意谓不等于意义。所以弗雷格在《算术基础》当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语言哲学所广泛引用的“语境原则”:“绝不孤立地寻问一个词的意义，而只在一个命题的上下文中寻问词的意义。”“命题的上下文”就是语境。“晨星”的意义出现在早晨的语境中，“暮星”的意义出现在傍晚的语境中。意义不在所指的对象本身，而在于其所处的环境、即人与对象共同构成的语境中。正是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后来发展出了语言哲学的“日常语言学派”，强调在日常语言的应用语境即“用法”中寻找语言的意义。显然这里已经把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与活动包括进了语言的意义当中。这样一来，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也从单纯的范畴变成了“意象性语言”，即它所指的不再仅仅是一个东西，而是意象为一个场景，一个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对象的关系场景。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