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人性论与德教的阐证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学说，是人生哲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它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和道德教育史中争论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问题之一。争论的实质在于什么是善恶的根源和如何去恶成善。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同，对人的本质和发展就会有着不同的见解，关于德教的理论主张也就会相应地不同。关于人性问题，先秦思想家的看法不一，分别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习论和性“自为”论等，其中性善论和性恶论影响最大。虽然看法不同，但先秦思想家无不由自己的人性论而得出重德教的结论，并从不同的视角对德教进行了阐证。

    一、性善论及其对德教的阐证

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其性善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其一，人性本善。其二，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其三，人性可失又可求。

由性善论出发，孟子对德教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途径进行了阐证。

首先，阐证了德教的可能性。孟子认为，人生来便有“良知”“良能”，以及

“仁、义、礼、智”四端，并通过“四端”是人类的共性而推论出“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从而充分肯定了德教的可能性。

其次，阐证了德教的必要性。孟子虽然主张人性本善，但又将性之善视为一种潜在的因素，而非一种现实的因素，并认为善性可失，指出德教的任务就在于引导人们加强道德修养，从而充分论证了德教的必要性。

    最后，阐证了德教的途径。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善端”

是人先天固有的本性，因此，德教的根本途径不是向外探索，通过“行”去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通过向内追求，把那些已经丧失了的善端找回来。

二、性恶论及其对德教的阐证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

首先，他推出“性伪之分”的命题。“性”是“伪”的基础，“性”只有经过“伪”才能完善美好。“性”与“伪”是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的矛盾统一体。其次，他运用“性伪之分”的命题，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最后，他明确提出性恶论。

从性恶论出发，荀子对德教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途径也进行了阐证。

首先，阐证了德教的可能性。其次，阐证了德教的必要性。荀子指出，如果不对人的恶的本性加以节制和改造而任其发展，则必然会产生各种恶行，引起社会混乱，人们必须通过接受德教，才能归于善。最后，阐证了德 教 的 途 径。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改变恶的本性而从善，乃是“化性起伪”的结果。因此，德教的根本途径不是向内追求，而是从外到内，通过外在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引导人们加强内在的“积”“渐”，以化恶为善。

三、性无善无恶论及其对德教的阐证

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他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在告子看来，现实社会中的“善”与“恶”完全是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人们处于好的环境则“善”，处于坏的环境则“恶”。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看到了后天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的重要影响，强调了德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这种人性论不懂得“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宣扬了环境决定论，这无疑又是片面的。

四、性有善有恶论及其对德教的阐证

性有善有恶论的主要代表是世硕与扬雄。在世硕看来，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们如果能培养和发展善的一面，就会成为性善的好人；反之，如果任恶的一面滋长和蔓延，则会成为性恶的坏人。总之，是成为好人，还是成为坏人，全在于培养。扬雄也主张性有善有恶，他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意是说，人性中包含善与恶两个方面，将来向哪一个方面发展，关键在于道德修养，道德修养对于人的完善至关重要。

性有善有恶论实质上是对性善论与性恶论的调和与综合。这一理论，从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善”与“恶”这两种本性出发，认为每个人有“善”和“恶”这两种发展的可能性，强调人们要养成优良道德品质，就必须接受道德教育，加强道德修养，以扬善抑恶，从而充分论证了德教的必要性。

五、性习论及其对德教的阐证

性习论通过确认人有两种性的途径，较科学地解决了遗传、环境、教育与人的道德品质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种是由遗传得来的“生性”，一般人的“生性”都差不多，即“性相近”；另一种是人出生以后由学习得来的“习性”，“习性”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其发展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即“习相远”。

孔子认为，人的品德主要是通过后天环境的长期熏染与德教而形成的，并由此出发，高度重视环境习染在德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择友、择处。孔子择友、择处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有益于道德修养的环境，以使受教育者养成优良品德。

六、性“自为”论及其对德教的阐证

所谓“自为”，就是为己、利己的意思。韩 非是性“自为”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韩 非将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概括为“自为心”。从性“自为”论出发，韩 非在德教上没有走荀子的“化性起伪”的道路，而是主张顺应人的“自为心”，加以因势利导。为此，他既从正面要求统治者“因乘以导之”“因自然”“因人情”，即利用人之“自为心”，通过适当地满足人们的利益追求，引导人们走上正道，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又从反面告诫统治者不能“逆天理”“伤情性”，即不能“逆”“伤”人们的“自为心”而硬性妄为。

    人性论的产生，使先秦思想家在道德本原问题上开始摆脱了宗教观的束缚，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类对自身道德生活的自觉，是先秦德教方法论在理论上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先秦思想家对于德教价值的积极求证，使得德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充分认识，也使得重德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无疑起了巨大作用。我们只有对先秦时期的人性论及其对德教的阐证进行全面分析加以认真分辨，扬长避短，才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文章来源：《浙江伦理学论坛 》 2014 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