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易象对性二元论的思想贡献及其意义——兼论术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节选）

摘要：儒家性二元论的产生与流行与当时所流行的八字术(八字易象)密切相关。八字易象是一种以人出生时间的天干地支所形成的阴阳五行之象研究人生及天人关系的术数。其思想观点和术数活动。影响了宋代理学性二元论。八字易象在性、理、气等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中国古代术数及其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的影响与意义，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研究术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我们批判迷信思想，了解中国思想史上阴阳五行思想多方面的内容，也有助于我们吸收传统思想，建立新时代的中国哲学。

八字易象可以弥补性二元论的不足。八字易象气质之性的内涵既是性二元论的基础，又超出了理学性二元论或者说弥补了其一些不足。朱熹说：“二气五行，始何尝不正，只衮来衮去，便有不正。”又说：“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但何为“错综不失条绪”?气是怎么“始何尝不正”而后来又“衮来衮去”变成“不正”的呢?气何为清、何为浊?清浊如何决定人性的善恶?这其实就是“气中之理”的问题。朱熹对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说清楚，所以性二元论也确实存在“虽备不明”的缺陷。

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不能否认气质之性之提法的价值。陈来先生说：“张载提出气质时本是用来说明禀性的刚柔迟缓。程朱学说进一步发展到用以说明善恶本质所由生，这就不可能对人的道德本质的形成做出有价值的解说，而且这种学说越细致也就越荒唐。”实际上，以气质论性不是太过“细致”而导致“荒唐”，而是“太不细致”所致。以气质论性并不是宋人凭空提出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黄帝内经》就以五行论人性：“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苍帝，其为人，……有才、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火形之人，比于上徵，似于赤帝，其为人，……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好颜、急心、不寿暴死。……”从现实情况来说，各人阴阳五行之气不同影响其性格也是常见的。如阴虚、气盛之人性格暴躁，气虚血亏之人倦怠懒动等。中医也常常以药物调理人体之阴阳作为“养心”的手段。人的性格不同自然会影响其道德品质。所以气质不同造成人性格的善恶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值得汲取的有价值的思想。当然，人的性格与道德品质不是一个问题，性格暴躁的人中也有君子也有小人，性格温和的人中也有君子也有小人。气质决定人的性格，并不意味着决定人的道德善恶，所以如要证明性二元论，就要对气之理与性的关系本身做出具体的研究说明。义理必在气之内，但它不能直接是义理，而首先是气的自然之理。那么这两个理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与气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没有能对此作出说明，而是把这两个理与气混在一起讲，是宋代性二元论的不足之处。后来刘宗周、颜元、黄宗羲等人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一点上。张岱年先生曾概括地介绍刘宗周、黄宗羲、王船山等人的理气一元论思想，认为其与程朱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同时又认为“程朱认性为根本，气质是后起；蕺山则谓气乃根本，性只是气之性，即在气中”。其实朱熹何尝不是持与蕺山同样的观点，他一直就认为理不能离开气，理与气没有先后之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只是他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已。

(一)气中有理(即气本身生克制化的规律)。八字易象论气质之善恶，主要地不是单一的因素论，例如说禀得木气多则仁，禀得金气多则义等，而是从天干地支的五行之间相互生克制化之理讲这个问题。《渊海子平》说：“甲逢己而生旺，定怀中正之心。丁遇壬而太过，必犯淫讹之乱。” 又从以“日主”为基而产生的我克、克我、我生、生我等各种气的份量、关系不同论述人性，如：“伤宫主人多才艺、傲物气高，常以天下之人不如己；而贵人亦惮之，众人亦恶之。”此处“伤官”，指的是八字中“日主”所发之气太过。还有如“官杀”之气太重，主人性格懦弱，太轻则容易犯上；“比劫”太重，主人强势无忌，太弱则遇事退缩，等等。至明清以后，术数家们更进一步提出八字“格局”(也就是结构)与人性之关系，认为人的道德、性格应当从八字全局结构所造成的阴阳五行之气势的中和与否着眼，看其“用神”与“忌神”，而不应当局限于具体某一行。清代陈素庵说：“旧分五行论人性情，此不可拘。如木主仁寿慈，然有成局人格之木而不仁者矣。金主肃杀，然又有得时乘势之金而不杀者矣。须先看柱中神情气势，或正大，或光显，或纯厚，或英发，皆贤人也。或偏驳，或晦昧，或刚戾，或卑琐，皆不贤人也。又看取格取用，或中正显白，无所贪恋包藏，或奇巧隐曲，多所牵合攘取，则性情大端可睹矣。然后以五行推之，深则见其肺腑，浅则得其梗概。”此便是气中之理决定气质之性。

    (二)气质随理(亦生克制化之理)之运行而改变。我们知道，人的性格是会改变的，有的人小时候很顽劣，长大以后却知书达礼；也有的人小时候温顺乖巧，长大以后却完全相反；有的人年青时勤劳俭朴，老来却放荡不羁、为老不尊，等等。这些情况显然不能完全归之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应该有其内在于个人的根据。但如果只讲“生时气禀决定”，那么也很难解释人的道德与性格在后天发生的变化(儒家如朱熹用“学”来解释气质的变化，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八字术是有贡献的。在八字术中，个人气质不仅受生辰八字的阴阳五行影响，还要受到后来年份的“大运”、“小运”与“流年”的阴阳五行之气、也就是气之理运行的影响。阴阳五行之气本身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有一个从萌生到兴发最后旺极致衰的过程。在八字易象中是由“胎”、“养”、“长生”等表示的。它们会影响人本身阴阳五行之气的组成与运行，进而影响人性。如果大运、流年等走坏了，人之性格也会变坏，反之则变好。王船山后来提出：“夫性者生理也。El生则El成也。”“二气之运，五行之实，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取精用物，一受于天产地产之精英，无以异也。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El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岂非天哉?故天El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日性者生也，El生而日成之也。二气之运，五行之实也。二气之运，五行之实，足以为长养，犹足以为胎孕者何也?皆理之所成也。”这个思想被认为是对古代人性论的一大贡献。其中的“胎孕”、“长养”都是直接来源于八字易象的概念。王船山引用了这些概念，由此也可以猜想其对八字易象有一定的了解。

文章来源：《周易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