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列宁；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思想；综述

一、国内对列宁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进展

国内学界已从多视角对列宁现代文明发展道路问题的分支展开过研究和论述，学者们对列宁关于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后的 90 年代初、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 周年和列宁诞辰 150 周年等一些大的时间节点上。

（一）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相关研究

一是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角度探索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在安启念（1994）看来，所谓列宁主义，其真正价值就在于为一切落后国家指出了一条以特殊形式跃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孙来斌（2006）认为，列宁的思想经历了从倾向于马克思早年设想到赞成马克思晚年设想的过程的转变，“在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列宁结合俄国新的实际，继承、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赵家祥（2017）认为，列宁从来没有提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的证实，针对列宁是否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也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列宁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即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此外，赵尚东、张云飞、孟宪东、韦仕祺等学者也对跨越问题进行了相关探索，出版了专著。

二是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展开的研究。俞良早（2004）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系统，他提出“东方列宁学”理论，认为列宁提出了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这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不相矛盾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俄国的革命胜利是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实践，并指出列宁在“一国胜利论”、新经济政策、东方社会革命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此外，还有陈国新、江丹林、夏银平、顾玉兰等学者对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是从文明发展道路的角度展开的研究。如蒲国良（1990）提出列宁晚年探索了发展文明的另一条路。他是国内较早从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研究“列宁道路”的学者，他提出列宁开创了俄国通过社会主义发展文明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道路的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追赶西方发达国家。黄行发（1990）深入研究了列宁的辩证社会主义文明观，包括文明发展的辩证前提观、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文明建设的实质和归宿等。孙来斌（2020）从现代文明的视角研究了“列宁道路”思想。他提出，“列宁道路”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具有伟大的突破性意义。

四是从现代化、现代性角度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展开的研究。韦定广（2017）认为，列宁在最后的构想中，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揭示了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总的进程”的逻辑链条——先通过革命变革基本制度，再实现现代文明，最后建立社会主义。张建华（2002）从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了俄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他指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 20 世纪初成功地进行了社会大革命，使俄国现代化摆脱困境，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刘祖熙（2001）提出，十月革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打开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缺口，开始了人类历史由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和俄国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左凤荣（2009）认为，列宁开辟的现代化新路是个了不起的创举，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找到了一条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比较合乎实际的途径。任平（2019）认为，列宁不仅将马克思的设想变为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思想：“未完成现代化的落后国家，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用苏维埃政权力量开辟出一条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经典规制的另一种现代性之路，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唐爱军（2021）在探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逻辑时，提出列宁颠倒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条件的“先后顺序”，“先政治后经济”的条件论直接规制了苏俄现代化发展路径。

五是从列宁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角度研究。贾建芳（2016）认为，在苏联模式形成之前，还有一条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呈现出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而他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了，强调落后国家发展并赶超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视以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执政党的高度现代文明素养推进国家现代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研究

其一，对列宁社会主义观的研究。列宁关于俄国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是一条落后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列宁眼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当前，国内对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研究已较成熟。彭大成（2002）认为，列宁“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的，又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模式的一整套社会主义新构思。这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一个建立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层次的、多结构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模式”。邢广程（2009）认为，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务实地、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苑秀丽（2016）对当前学术界关于列宁社会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一些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辨析和澄清，她提出：“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没有发生过从‘传统社会主义观’向‘新社会主义观’的转变”。此外，王东、俞良早等也对这个问题有过论述。左亚文（1997）提出，列宁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实现了两次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提出了“流转自由”“贸易自由”“商品交换”等全新概念。

其二，系统阐述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侯凤岐（1991）认为，列宁的政治遗嘱阐述了关于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工农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和关键；二是阐述了经济建设的特殊意义和新的道路作用；三是列宁强调指出了文化问题对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意义。四是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其三，对列宁政治建设思想的研究。魏福明（2009）提出，列宁晚年基本形成了包括法制、监督、执政党建设、党政关系和体制改革等内容在内的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初步建构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的基本框架。张五钢（2012）对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丁俊萍（2015）认为，列宁提出的反对腐败、提高党员的纯洁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理论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左凤荣（2017）指出，“由于时间和个人条件所限，列宁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不够系统，主要解决的是当时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时，列宁的改革设想并没有得到后继者的重视，而那些符合俄国历史传统的、在国内战争时期被充分利用的东西，如镇压和集权，却长期坚持下来了，并被不断强化。王东（2020）提出国家制度创新论乃是列宁“政治遗嘱”的核心思想，可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找到富于生机活力的源头活水。曹浩瀚（2012）梳理了列宁对俄国革命的早期探索、工农民主专政思想、世界革命思想、激进直接过渡思想等等，揭示了列宁革命思想的内在结构和发展逻辑。周尚文（2018）在《十论》中提出，列宁未能对执政时期党的任务和党的建设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和实践，未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他对列宁创建“党国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列宁的初衷是要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执政体制和统治形式，但是“党国制”固有的集中、集权、集体的特征使政治体制易于保守僵化，“因此当列宁逝世后，植根于俄国土壤上的这份政治遗产，在斯大林当政后，逐渐演变成一种背离社会主义宗旨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治模式”。

其四，对列宁经济建设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对列宁经济思想整体的研究。商德文（1992）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列宁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列宁晚年提供了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途径的总体构想，列宁认为，经济上与市场机制相联系，政治上与逐步推进民主制相联系和文化革命，利用这三件法宝是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精神文明基础的。”杨会春（1992）对列宁十月革命后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挖掘和总结了列宁十月革命后经济思想蕴含的丰富观点。俞良早（1995）对列宁后期经济建设思想进行了思想史的梳理，通过综合分析，得出列宁后期经济建设思想具有务实和缓和的特点。王元璋（1995）从发展经济学这一崭新视角研究列宁的经济思想，在国内外是第一次。他认为列宁从多个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的突破，列宁的这些开创性研究使他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另一方面，以新经济政策为重点而展开的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主义的精华，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因此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列宁思想的热点和重点内容，已形成丰富的理论成果。国内学者围绕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内涵实质、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对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原因、内容、发展阶段基本形成了共识。尚存在分歧的是对新经济政策性质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它是一条道路，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政策，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理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为俄国找到了一条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如詹一之（1987）、杨承训、李洙泗（1998）等。张兴茂（2010）等认为，“列宁道路”即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新经济政策的道路的基本特征就是要经过中间阶梯，不能直接过渡。俞良早（1993）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是找到了工业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而其实质是找到了苏维埃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刘书林（2001）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条退却之路。朱聪明（2008）等人则从马克思东方学说的理论发展研究，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东方学说的发展，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制度可以被超越，但经济形态不能被超越，所有制的变革总是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徐芹（2014）也持有相似观点。

其五，对列宁文化思想的研究。安启念（1994）是据知国内较早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列宁主义的学者，他提出列宁主义是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他深入研究了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俄国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文化滞后对社会制度跨越后的俄国的发展影响，最后指出人是文化滞后的焦点。韦定广（2011）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置于文化的框架加以分析，他认为列宁所讲的文化指的是纯粹的文化，列宁的文化建设逻辑是：文化启蒙（文化转型、文化建设）→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杨海波（2015）从列宁文化的本体论、实践论、具体理论三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列宁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她总结和概括出列宁的文化理论的具体内容，包括资本主义文化论、文化遗产论、俄国文化阻力论、文化领导权论和文化革命论等重要理论。郑东艳（2017）从整体性视阈上对列宁文化观进行了完整的研究。她认为列宁有很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列宁在俄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始终将文化建设和发展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

（三）关于思想价值的研究

一是关于列宁晚期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的研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思想是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许多学者将列宁晚年思想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经济思想做比较研究，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同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思想进行比较，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比较。许多学者都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如王东（1990）认为，“‘列宁道路’的真谛就是新经济政策，列宁构想的思想真谛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民族特色，带有小农国家特点的社会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列宁构想的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系统改革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中国道路是对列宁遗嘱的继承与发展”。

二、国外对列宁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直接论述列宁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目前尚未发现，但有关于列宁主义、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思想、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列宁新经济政策等的相关研究，这对列宁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西方“列宁学”的研究

叶卫平（1991）所著《西方“列宁学”研究》是国内首次对西方“列宁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他利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对 20 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列宁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根据书中所述，西方“列宁学”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列宁展开攻击：首先，西方“列宁学”将矛头对准列宁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认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是党中央对党员的取代和列宁对党中央的取代，他们或者把列宁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这一学说的‘原罪’”；其次，“在国家学说上，他们否认列宁主义有自己的国家学说，把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说成是‘党治制’”；再次，在看待新经济政策时，许多西方“列宁学”家认为这是一种“路线改变”，比如贝特兰 D. 沃尔夫、埃丝特·金斯顿 - 曼、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等，他们认为列宁在党际关系上，把共产国际各党变为俄共 ( 布 ) 的政治附庸；在外交上放弃原则；在经济上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在政治上取消民主。这些说法都是不合事实的。最后，西方“列宁学”家把列宁的晚年思想视作“最后的绝望斗争”，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主张“闭关自守”，把革命的任务推给了“民族主义的东方”。叶卫平在书中系统地批驳了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种种攻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列宁学”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路径、理论特征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三大理论思潮：一是以罗伯特·瑟维斯和尼尔·哈丁为代表的“否定性”的列宁主义观；二是以当代左翼学者为代表的“肯定性”的列宁主义观；三是以凯文·安德森为代表的批判的人道学派的列宁主义观。其中，西方“列宁学”家尼尔·哈丁的重要理论贡献是把西方“列宁学”的研究重点从《怎么办？》转移到列宁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分析著作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论》上来，实现了西方“列宁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尼尔·哈丁（2014）的《列宁主义》一书将列宁主义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它的核心论点是：“列宁主义，就其来源和内容来说，最好是被理解为是对世界大战的一种反应。列宁认为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顶点。它不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了全面批判，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替代方案。”当然，他作为西方“列宁学”的学者，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并不看好，认为“列宁主义陷入了它的创造者‘永远正确’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并且它也是被锚定在一个它无法逃避的时间框架内。”

王晶（2020）提出，“近二十几年来，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试图通过‘重新发现列宁’‘重塑列宁’等方式来激活列宁思想的当代意义，以找到应对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列宁式的’行动。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批判社会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布里（MichaelBrie）近期出版的《重新发现列宁：革命的辩证法与统治的形而上学》一书无疑是西方‘列宁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迈克尔·布里认为，“在民主问题上的丧失，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实验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局面。……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列宁无疑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他没有更深入地探讨国家问题，没有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而是简单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列宁赖以生存的辩证逻辑被独裁权力的形而上学牺牲了”。

（二）关于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思想的阐述

加拿大的研究者达尔希发表了题为《策略、超策略和反资本主义激进主义》的演说，他提出，“列宁很多经济政策均是以俄国当时特殊的国情为背景而提出的，……列宁通过拖延战术实施了这一策略，但时机只要成熟了，就必须针对资本主义实施推翻战略”。意大利安东尼拉·萨洛莫尼教授（2006）所著《列宁与俄国革命》一书中提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革命的胜利并不是依靠文化；……只有革命可以改变俄国农民，推动工业化思想的传播，并迎来现代化的胜利”。西达·斯考切波（2015）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从结构性视角对俄国革命的研究，被誉为第三代革命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革命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make）出来的”；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

布莱克（1984）等作者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对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两国都是进入现代化进程比较晚的国家，“它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唯意志论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它为了干预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所进行的活动是正确的。……十月革命使俄国和日本以后的发展截然不同”。阿尔蒙德认为关于政治经济发展有三种不同的思想模式，即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列宁主义的模式。第三个模式是列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这个模式适用于由官僚统治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列宁在政治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就是建立了共产党——一个有纪律的革命运动组织，一俟时机成熟便可夺政权。这个‘共产党——薄弱环节’的概念是列宁主义战略的中心”。

亨廷顿（2008）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特别研究了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他从政治理论的角度给予列宁高度评价，他认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他揭示了列宁的政党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有市场的道理。他（2017）在《文明的冲突》里关注多元文明并提出苏联在二战后的力量得到了加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文明国家中的吸引都有增强，“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

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12）在苏联解体 20 周年之际，与《国际思想评论》英文杂志编辑高静宇展开了一次有关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谈话，沃勒斯坦相信，应该牢记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 = 苏维埃 + 电力”这句话。他认为到了 2050 年，也许大家可能只记得“电气化”了。可以说，这种改革使得俄罗斯实现了工业化，也就是实现了所谓的“现代化”，从而为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2016）等合编的论文集《列宁的重装上阵——走向真理政治》一书，“不仅集中反映了当代社会条件下列宁研究的新趋势，还表达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的不满和反抗。……列宁不仅是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拯救现实的良药。”虽然近些年西方学者们对列宁极尽诋毁，但是他们掀起的重读重思列宁的风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巧宣示着列宁仍然活在人间，仍然有其巨大的影响力。列宁不仅在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焕发生机，也在对抗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存活着。恰如书中所言，“列宁的重装上阵，旨在再造列宁的责任政治。今天，我们不仅要像列宁一样的行动，像列宁一样的展开斗争，还要像列宁一样在资本主义的阵营中开辟新的空间。”

（三）苏联及俄罗斯学者关于列宁晚年思想的研究

苏联学者对列宁思想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合作制、人民自治、反对官僚主义等。其中，“新经济政策”是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列宁思想进行理论探讨的一个热点，虽然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都肯定了列宁“新经济政策”在俄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研究所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苏维埃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这一著作。在这些观点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前苏联的学者 H·库兹明的思想。库兹明在《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一文中强调指出：“距离列宁及其所缔造的党奠定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时候越久远，就越充分地揭示出列宁思想和列宁实现根本革命改造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和深刻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并对其中的得失成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论点。比如：列宁是如何提出新经济政策构想的，列宁为什么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看待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根本改变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副博士、研究员米·戈里诺夫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只是角度发生改变而已，他们认为列宁仅仅把合作社当作一种维护并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工具而已。20 世纪末，围绕这一问题俄罗斯学术界又出现过一次争论高潮。有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没有区别，未来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一种社会形态。对此，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科学方法中心主任、哲学博士米·伊戈尔金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在《新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的趋同模式》一文中指出，新经济政策不是社会主义，它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此外，部分学者提出经济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一些学者在重新考察和研究了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后，认为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终止固然起了关键性作用，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变革未能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制度不能适应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则是新经济政策夭折的直接原因。至于在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上，俄罗斯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将新经济政策理想化，夸大当时的成就；另一种是批评新经济政策，持这种态度的人首先关注的是所谓新经济政策的矛盾和“危机”，认为这些矛盾和“危机”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最终导致新经济政策失败。目前，世界上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正在接受这种混合经济的考验，他们在各自特定的国情下，采用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说明新经济政策所蕴含的巨大潜能还远未被挖掘出来，比如中国、越南等。米·伊戈尔金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看待新经济政策，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相当于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否定，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弹性”和适应能力很强。

最后，也有一些学者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进行了研究与解释，例如，俄罗斯学者弗拉基斯拉夫·格罗苏尔在《作为地缘政治家的列宁》一文中提出：列宁发起并论证俄国革命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列宁不仅指出俄国在经济上独立于西方的必要性，而且说明了俄国摆脱日益严重的对西方资本的依附的可能性”。很明显，它从根本上肯定了列宁“走俄国特色之路”的观点。《为列宁而辩：最新研究与争论》（2022）是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叶连娜·阿纳托利耶夫娜·科捷列涅茨教授集 40 年列宁专题研究积累而后发的力作。这本书对“改革”后三十多年来俄罗斯国内外列宁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趋势、热点问题、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使我们对当代俄罗斯和西方列宁学研究有了更为完整的认识。她认为，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从历史的高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列宁开创的历史新路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

列宁对俄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俄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追求俄国社会的进步。国外学者们从多学科、多视阈、多维度对列宁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思想的相关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这既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

三、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对于列宁关于俄国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这一论题虽然缺乏系统研究，但是对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等分支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这些前期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条件，也为后续研究在文献选择、分析视角、价值评价等方面提供了便利的引导和有益的参考。从现代化、现代文明视角对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提出了颇为深刻的学术观点。同时，相关研究成果在深入性、系统性、集中性上还有一定空间，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可探索、可着力的方向。

一是研究视角有待拓新。既有研究长期关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社会主义叙事体系，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以现代化、现代文明视角和话语体系研究较少，近年虽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但研究尚不充分。总之，已有成果聚集点在于俄国如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对俄国如何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探索较少。

二是研究成果较为分散。当前的相关研究虽成果较为丰富，但与本题相关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则较为有限，研究主题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从革命道路到建设道路再转到近年兴起的现代化道路研究，但侧重于阶段性研究，对这三个阶段的道路的内在联系研究较少，需要将其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对不同时期道路加以关联性考量与一体性研究。

三是研究内容尚待完善。既有研究零散分布于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研究中，近年兴起的研究尚在宏观层面，关于本论题的基础文本研究成果较少。目前围绕列宁关于现代文明论述的文本研究较少，对其理论基础、探索历程、内涵实质、价值意义等方面研究不足。

四是国外研究存在局限性。虽然他们的论述对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阈具有一定启发，但国外学者在研究中由于受到意识形态、思维惯性及西方舆论等因素的影响，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有不少谬误之处。这些都有待于我们的甄别和研究。

五是对如何认识“列宁道路”这一问题存在争议。列宁开创的这条道路从开创之日至今争论颇多，列宁一生都在与各种不同的声音和人物在斗争，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党内和世界上也都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列宁学”更以原罪说来否定“列宁道路”，以否定“列宁道路”来否定社会主义。如何正确认识“列宁道路”？“列宁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列宁道路”与苏联模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列宁道路”是否已过时？这些疑问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作出相应的回答。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学术界研究尚需要深入的地方。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我们应当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积极的历史主动，力争准确把握、正确阐释、科学论证列宁关于俄国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列宁思想的方法论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革命的辩证法。从列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汲取智慧，学习列宁果敢、创新、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正如列宁所说：“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正在进入（或者说已经进入，但还处在开始阶段）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现代（或第三个时代）。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叫做昨天的时代（或第二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