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李驰宇在《观察与思考》发表文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成长路向》，原文刊登于《科学与研究》2025年第9期。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科学内涵、 生成逻辑和成长路向

李驰宇

提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大论断，内含着“何为”“何以发生”和“何以成长”三个基本问题。从认识论来看，“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经由“两个结合”造就的有机统一新的文化形态，具有动态适应的自然生命，自我更新的社会生命以及价值导向的精神生命；从生成论来看，“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血脉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成长路径依托于党领导人民开展文化建设活动；从发展论来看，“新的文化生命体”始终在守正创新、明体达用、弘道致远、美美与共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助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以此激活自身生命力，并不断发展壮大。

关键词：新的文化生命体  “两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 守正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已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生成论研究。有学者认为，“新的文化生命体”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智慧，在“外来”与“本来”思想贯通互塑中生成，在“传统”与“现代”精神互动发展的文化土壤中生成。①二是价值论研究。有学者认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符合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深刻回答了文化建设、

文明发展的“人民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①,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国人民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自信具有深远影响。②三是实践论研究。有学者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铸牢新的文化生命体之魂；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扎牢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根；在“有机结合”中互相成就，让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样态。③学界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初步探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也为新时代推动文化建设提供重要指引。

一、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 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④他强调：“‘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⑤这一理念将文化视为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等生命特征的存在，强调其延续性、自我更新和价值引领，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它体现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根脉与魂脉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活力和开放包容性，实现了传统文明与时代精神的创造性融合，构建起具有动态适应和进化能力的文明演进体系，形成了根脉传承、魂脉创新、价值引领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命形态。

(一)自然生命：新生命体的环境适应与文明韧性

文化并非静态的遗产，而是具有生命特征的动态适应性系统。它像自然生命一样，经历诞生进化、环境选择、共生成长的动态过程。而“生成元”是这一动态系统中最基础的、能够通过重复或迭代作用生成复杂结构的核心单元。“生成元迭代过程的不断积累，生成了事物的结构。揭示事物过程的基本单元——生成元的规律，成为深层规律的极其重要的内容”⑥。借助生物学和系统理论，对“新的文化生命体”进行“生成元的规律及其历史积累所形成的系统结构演化规律”⑦分析，能更深刻地理解生命体的自然属性，即“人的精神的无机界”⑧。“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和进化是一个包含着传统文化基因、伦理价值内核等“生成元”更新迭代、不断积累的动态演进过程。社会变迁、技术革命、全球化竞争等构成与“生成元”交互影响的外部环境，其要通过“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外来元素的本土转化、未来导向的现实建构”三维互动，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变化，保证文明形态的持久韧性。

作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本质是一个具有环境适应能力的动态 适应系统。在认知维度，它通过“生成元”价值内核的稳定性与表达形式的创新性保持意识形态的与 时俱进；在实践维度，它借助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实现文化生产方式的迭代升级；在互动维度，它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参与文明对话，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中国共 产党作为这一生命体的核心塑造者，以人民创造力培育文明“生成元”,用文明包容力拓展文化生态 位，使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浪潮与数字文明转型的双重挑战中，既避免了文化断层的现代化陷阱，又突 破了文明冲突的认知窠臼，最终形成体现着中国特色文明韧性的发展范式。这种韧性不仅体现在应对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①危机的快速恢复能力，更表现为在文明演进中 持续输出价值引领力的成长韧性，为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存续贡献了东方智慧。当然，正如生命体 的成长需要阳光和土壤，“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成长，也依赖于全人类共处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人的友好合作的文明环境及共同参与创新驱动实践探索的整体协同。这个生生不息的过程，终将见证人类文明从文明冲突走向更进一步的文明共生，在保持文化特异性的同时，“使‘人—自然共同体’的生命意义得到更深度的发展”②,共同刷新着远超个体之和的生命体奇迹。

(二)社会属性：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更新建构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全球唯一持续千年且以国家形式存续的伟大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近代以降，中华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阵痛。尽管无数志士仁人不断尝试从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方面探索文明复兴之路，然而始终未能使中华文明实现真正的涅槃重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自觉肩负起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的历史重任。在开辟中华文明发展新境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政治自觉回应着时代需求，以政治领导力确保文化不迷失于西方话语中；以人民创造力赋予文明自我更新的原生动力；以文明包容力使中华文化既保持基因独特性，又成为人类共同财富；以科创驱动力打破传统文化再生产瓶颈，坚定文化强国建设，实现着对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的创新重构。“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③,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既成为“新文化生命体”孕育的母体，又在文化生命体的成长过程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由此达到认识的历史与实践的历史的同频共进。换言之，作为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所展现的文明形态的更新成果，“新的文化生命体”延续了历史文明的有益积淀与价值理念，创新性地实践了中华文明连续性转化、社会主义文明革新性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互鉴性吸收。它不仅使中华文明蕴含的思想智慧与理性思辨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新生，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得到实践确证；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贡献着普遍性文明方案，为人类文明的形态增添着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

(三)精神生命：价值导航点亮文明新生

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已走过500余年的历程，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不断演变与发展。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实现了社会主义从道德批判到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论跃升，并催生了社会主义文明。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亦是如此。正如恩格斯在致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里

德里希 · 阿道夫 ·左尔格的信中所言：社会主义“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①,尤其是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致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蒙受挫折， 一些敌对势力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崩溃论”到“威胁论”,唱衰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他们还迫不及待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然而，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从未被任何个人或势力所阻挡。“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②。现实表明，那些鼓吹“历史终结”的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面前早已不攻自破。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核心指导思想，秉持“两个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新的文化生命体”其核心是党的坚强领导，性质是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成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最鲜明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确保了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而社会主义性质则赋予了文化鲜明的价值取向，使其在多元文明激荡中始终锚定“人民立场”这一根本坐标，从而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换言之，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性质,也才能真正构建起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因此，“新的文化生命体”必将坚定不渝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巩固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的实践智慧，实现着切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华文明基因的互动性重构。在价值共识与精神契合的辩证统一中主动承担文明演进的历史担当，以新时代文化自觉深植坚守社会主义文明的核心原则，依托中华实践智慧重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坐标。

二、生成逻辑

生命体的诞生是一个充满客观积累与主观适应的渐进过程。对于承载文化意义的生命体来说，文化本身也展现出生命的特质，它不仅延续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吸纳了时代赋予的崭新元素。“新 的文化生命体”发轫于中华文化基因的深层滋养，其理论内核源自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中国实践相 结合的思想淬炼，实践形态依托于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多元文化主体性共建，通过人民群众文化创造 力的持续性释放与时代精神的互动性重构，逐步形成了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张力的文化发展形态。通 过“两个结合”所造就和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表达——“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又不断迈向未来，在继承与创新的双重驱动下始终彰显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新的文化生命体”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坚实依托，更是坚定文化自信、汇聚持久力量的重要源泉。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根基，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情感纽带，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与价值理念，展现着中华民族智慧和理性的思考。它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繁荣发展的文化源泉，是贯穿历史长河、始终闪耀独特光芒的精神瑰宝。简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坚定认同，并将其融入思想与行动，已成为新时代构筑全新文化形态的关键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①在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形成独特的动态发展的价值体系，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②。这一价值体系不仅构成了文明创新的精神内核与伦理支撑，还通过时代化演进转化为具有全球对话能力的精神动力，彰显了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因此，“新的文化生命体”既赓续传承了中华文明积淀千年的价值内核与实践智慧，又系统融合了现代中国对天人关系的哲学反观与文明互鉴的深刻思考。其在彰显东方文明特质的过程中，通过多维度的创新性阐释生成着超越时空局限的时代生命力，既实现着文明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又淬炼出文明自信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文明参与全球价值对话构筑起主体性根基，开创着传统文明现代转型的创新路径。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内蕴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内核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新建构，其理论基底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根基。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立足人民性根本立场，构建起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持续深 化其解释力，系统揭示出文化演进的历史辩证法与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实践智慧，为当代中国文明形 态的生成提供了根本遵循。“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文化主体、主导及功能层面实现了理论范式创新， 既持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核，又在现代性语境中通过价值共识凝聚与实践创新突破推进了理论的 当代发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于“现实的人”这一核心概念，认为“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 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对象化实践与社会性生产活动，构成了文化生成的物质基础与实践场域，这种具有目的性的主体创造过程既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机制，更是其持续演进的动力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这不仅意味着社会系统的本体论特征既包含物质基质与客观实在性，更凸显其作为人主体性投射的特殊存在样态。主体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展开的具身行动，本质上是以价值赋予与意义建构为内核的意向性活动，这种主客体互构的实践辩证法不仅重构着自然界的物质形态，更在制度建构与文化创新维度上实现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最终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揭示出社会系统的发生机制内蕴着实践主体的精神自觉，这种源于主体对象化活动的文化创新能力，构成了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物质实践与精神建构辩证统一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①。人们的精神思维是与人的物质交往活动及现实生活的语言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明确语言是实践的产物，承载着文化的语言在意义建构为内核的意向性活动中发挥着的突出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于社会生活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属性，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本阶级思想文化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体现了文化的阶级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在确立经济基础与政治权力结构的支配地位后，要通过意识形态生产的系统运作，将特定价值体系建构为文化领导权的价值资本，从而完成从物质支配向精神规训的全面统治。这种文化霸权体系的形成，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将阶级利益转化为普遍认同的文化象征秩序，最终实现物质权力与精神权力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②因此，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经济基础重构与意识形态场域话语革命的双重辩证运动。革命主体在推进政治权力结构变革的实践中，必须同步实现文化话语体系的再生产，文化形态和文明表达的再造就。用符合革命主体立场的价值观引导文化发展，把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转化为推动文化建设的核心力量。这种文化战略的实施不断地塑造和强化着阶级意识，确保革命主体性再稳固再生产。同时，促进阶级意识的再生产不断突破传统模式，演变为具有自我进化、跃迁能力的文化生命体。

第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文化的功能性出发，认为上层建筑的各种文化因素具备能动的反作用力，文化形态的历史效能与其内在的进步性呈正相关。具备实践理性指引与历史规律契合度的文化范式，能够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内生动力；反之，渗透着历史逆动性与认知蒙昧的文化基质，则会在价值解构与关系异化过程中成为文明进程的阻滞。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也写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③。此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文化的世界性视角，提出物质生产方式的革新与普遍化的社会交往结构更新，必然推进地域性文化样态突破传统边界的外向互鉴进程，这种文化融合的辩证运动适应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型文化形态的生成逻辑。具体而言，全球生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不仅解构了文化的地方性藩篱，更在跨文明对话机制的常态化运作中，使文化演进呈现出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共生性特征。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④。在全球化进程中，地域性文化形态正经历着解域化的历史进程，这种文化祛魅的辩证运动过程使得多元叙事传统在跨语境互动交流实践中，逐渐演化出具有普遍兼容性的文化生命共同体。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形塑于党领导人民文化建设的创造性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只有建设“新文化”,才能告别不文明的时代，才能实现“一个被新文化 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①。他进一步强调：“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 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②同时，毛泽东明确了“新文化”的性质为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并对文化建设的目标、特征、结构和领导力量等方面进行了科学阐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进行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创造性实践。毛泽东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 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④虽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具有跨国界的适用性，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⑤。因此，党强调在遵循文艺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倡导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创作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同时，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⑥方针，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的根本原则。这一方针鼓励文艺和科学领域的自由探索与争鸣。此外，党明确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⑧文化发展思想，表明对待传统与外来的态度。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前提下，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同时，党倡导将外来文化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推进文化的传承与革新、扬弃与吸纳、学习与创新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⑨，“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⑩。在这一阶段，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入理解，有力地推动并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领导人民推进文化建设，极其重视精神文明的引领作用。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保证。首先，党强调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更大进展的同时，必须将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⑪,推动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推动两个文明共同进步。其次，党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将文化建设上升到党的建设根本任务的高度，这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后，党确立了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即“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⑫。党强调要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建设和谐文化，从而“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全面系统地对文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和前瞻性规划。特别是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地概括和表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最新理论成果，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尤其是在坚持“第二个结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文化自信、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的创新理论。党与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的创造性实践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造就过程是同一理论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形态，可以说，革命和建设时期解决了“文化归谁所有”即领导权问题；改革开放时期探索了“文化如何发展”即动力机制问题；新时代回答了“文化为何存在”即文明意义问题，不断丰富并推进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内涵与形态迭代，更为其传承创新、展现中华文化魅力，提供着向新、向质、向未来的成长指引。

三、成长路向

在新时代新征程完善和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要通过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通过明体达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通过弘道致远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构建、通过美美与共促进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一)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

实现“新的文化生命体”内在与外化的有机统一，务必坚持守正创新。既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核心，又要紧密契合时代赋予的新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民族核心价值观及精神追求， 为构建“新文化生命体”注入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含着行为准则和科学理念，还涉及 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哲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构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精 神源泉。我们应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适合当代发展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用中华民族的 独特智慧滋养“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系统梳理不同文明的发展历程，为文明史 的书写提供更加全面而多元的视角，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史的研究进程。同时， 注重文明史的深度建构，深研探源工程，通过考古探源、文化解码、现代转化，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 核与新时代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形成兼具历史纵深与未来导向的文明演化路径。

在“创”优秀传统文化之新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将 其置于新时代的坐标系中进行审视，做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让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当下生活相融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土壤中孕育出新的理论与实践活力，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成长与壮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当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①,融汇多元形态与表达，贯通跨界场域，系统整合文化资源，深入探究不同文化的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②。同时，充分利用人智能、信息技术等推动文化建设的现代工具，赋能“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与成长。如通过新媒体影视、短视频等多元传播方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弘扬，激活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等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优秀传统文化产业“出圈”的全新局面。

(二)明体达用：推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构建并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成长，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为其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与方向指引。牢牢把握其理论之“体”,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现实证明：“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①。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换言之，作为具有强大真理力量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应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充分彰显其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推动文化建设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

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坚持“两个结合”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体与用的贯通，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的新高度”②。“两个结合”将我们当前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它是在实践创新基础上实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突破，标定了全局性的指导方位；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文化路径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特质，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事业前进的行动指南。基于这一根本遵循，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文化阵地，既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注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又让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态展现出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时代焕发更强大的理论活力与实践伟力。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更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通过文化的力量促进人的全面提升，并通过互动共生的方式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生命体的建构过程，其理论根系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活”的实践哲学土壤之中，并在与新时代新技术文明的碰撞中激发出新的理论光芒，又反哺滋养“新的文化生命体”理论 根系，进而全面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从视野、实践和文化等多维度的进阶发展。这种永生不息的自我革新能力，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终极确证。

（三）弘道致远：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占据着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塑造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形态既蕴含着引领时代的精神力量，又承载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唯有以理论创新筑牢弘道之基，以实践转化铺就致远之路。具体而言，理论创新立足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自主知识体系筑牢文化根基，其关键正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弘道”核心。深入挖掘中华文化中“和合”“力行”“共生”等理念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辩证性相结合，在守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本、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新的创造性过程中，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获得更强大的解释力和感召力。再者，文化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必须将“弘道”之思转化为“致远”之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是自主知识体系在社会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又是这一体系在时代发展中的创新性升华，这种转变需要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全过程。用“民惟邦本”优化民生政策，借“德法并治”完善法治体系，以“天人合一”推动绿色发展等，使抽象理念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现代化实践。在知行互鉴中既传承文化基因，又开创发展新局，最终实现文化认同与发展效能的双重提升。

(四)美美与共：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新文化生命体”孕育于文明互鉴，代表着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形态在“两 个结合”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展现了开放包容的特质，“新文化生命体”既突破资本主义文明局限，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成果，以世界先进文化为支撑，致力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典范。因“两 个结合”而造就的生命体必深植于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土壤，同时积极汲取资本主义文明发展 中的有益成果，兼收并蓄着外来先进文明的精华，实现着自身的创新与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①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甄选和淬炼，应含英咀华，将其融入“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之中，推动其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并彰显时代价值。当前，随着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和演进，催生了新的文明形态和相应的文明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新的文明形态，具身承载了对文明的重塑、转型和更新的时代使命，决定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既有框架，而是在全球文明交融的背景下不断生成与扩展的动态体系。“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在文化形态上体现了人类终将步入“文化即生命，生命即创造”文明新纪元的创新性，彰显着其深刻的实践意义；还在“两个结合”中展现出一种学理共通有机统一的整体性特征，体现着广阔的包容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开放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科学把握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立足历史全球化进程，批判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理念，通过深化多元对话与文明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文明碰撞融合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与认同。在当今世界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更应坚守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切实维护文化安全。与此同时，秉持开放包容的视野，摒弃文化虚无与保守倾向，“加快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②,更加主动地推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

责任编辑：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