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至11月2日，第四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浙江省教育厅总督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张悦出席并致辞。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梦云主持致辞环节。

论坛设主旨报告环节与三个平行分论坛，16位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47位专家于分会场作主旨演讲。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实践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旨在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学术智慧。

现将主旨报告发言以飨读者！

主旨报告精粹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级教授张雷声在《在把握“两个结合”内在意蕴中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报告中指出，“两个结合”并非并列关系，而是递进拓展关系，第二个结合立足第一个结合产生，根源在于中国具体实际包含国情、现实及历史、文化实际，因此不能简单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定义为仅坚持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成果。理解该思想需把握三点：其一，从结合前提与结果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性是形成基础。而两者的相互成就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其二，在深刻认识两个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中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核。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辩证关系，中国道路孕育于多元文化，文化成就为道路发展注入底气；其三，从文化主体性巩固来看，文化主体性由文化自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四方面构成，该思想通过坚持问题导向、大历史观、守正创新，助力民族文化自信自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张国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宣示》的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与文化强国建设同步。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点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一是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人口”，应是“高文化素质的人口”。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共同富裕，精神文明也要共同富裕。三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必须有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体现万物并育、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相映成辉文明理念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必须是反对侵略掠夺，树立可亲可敬可爱可学、秉持开放包容文明形象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当代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普及和运用，文化建设必须积极主动掌握AI技术。但是，不管AI技术多么先进，都不要迷信，因为它永远不能完全取代人的思想情感。算法依据AI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和语料库永远是不完整的，即便完整也不能自然保证导向正确，必须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鉴别，才能确保文化强国建设的正确方向。

山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商志晓在《从文化使命看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的报告中指出，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基础上，党的四中全会进一步明晰我国“十五五”文化发展目标追求，即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紧密相联，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任务的进一步明晰化与具体化，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实践要求。其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属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其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伟大实践的文化呈现；其依序阶段，是新时代，是当代中国发展创新的精神表达；其功能特征，展现为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几个主要方面；其发展路径，则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佑新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与湖湘文化》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与传统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有着根本区别。传统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本质上是本本主义，这正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所反对的，其核心思想渊源于湖湘文化经世务实的深厚传统。这一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的深度融合，是青年毛泽东在岳麓书院、湖南第一师范的文化浸润中，经杨昌济等师长影响，逐步养成的注重现实、强调实践品格的必然升华。今天，我们要精准把握这一思想与湖湘文化的内在关联，深刻理解其“面向实际、反对本本”的核心要义，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传承好贯穿其中的务实精神与创新品格。回望百年革命与建设历程，“实事求是”思想既是破解教条主义的思想利器，更是新时代推进民族复兴、实现文明赓续的重要思想根基，其时代价值正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彰显。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咨询委员周向军在《关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再思考》的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本质一致，仅阐释维度不同。它是新时代重大时代课题解答、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文化体现与成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政治形态的观念反映。其源于“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先进文化，构成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发展的最新形态。同时，它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静止存在，而是处于阶梯式递进的发展过程，需持续优化提升。他强调，当前应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文化建设的精神，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助力文化兴邦。

武汉大学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项久雨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哲学构建》的报告中指出，从哲学视角审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是一场贯通形上与形下的中国实践。其根基在于对“生生之道”的本体论探寻，以此把握文明绵延的内在生命力。在认识论上，它通过“立象以尽意”的思维，构筑一套承载民族集体意识与价值判准的“意象之境”认知图式。最终，体系落于“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旨在实现本体认知与意象思维在当代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即“体用贯通”。这一过程的终极目的，是促成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确立，使我们能凭借从传统中活化而来的智慧，自信地参与人类文明的未来构建，在其中完成中华文明独特精神印记的哲学表达与实践生成，为世界文明图景贡献深邃的中国智慧。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钟明华在《文化主体性与人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准性概念和命题，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正确理解和把握文化主体性内涵。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和生活样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表征，是主体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主体性的实质是人的主体性的表征，是人的主体性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文化主体性是在与客体和他者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而文化认同，是文化主体维持自身文化存在和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正确理解和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构成。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表征和主体实践活动的产物，不仅是观念形态和精神性的存在，也包含具有物质属性的科学技术，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精神层面发展，也体现其物质层面的发展。最后，人与文化的统一性决定了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人的发展状态和水平，是人的发展尺度；同样文化主体发展，特别创造性是文化主体性构建和生成的动力和基础。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朱安东在《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几点思考》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与近代以来的文化反思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密相关。回溯历史，从鸦片战争后的“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文化反思，中华民族一直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了新方向，但近代文化危机的回响至今仍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西方主流思想难以解释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中国在经济、制造业等领域实现突破，日益受到全球关注。他强调，历史上曾有“东学西渐”的阶段，当下中国即将迎来新一轮文明对话时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

中山大学文化强国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林进平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报告中，以“如何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心谈了三点理解：一是要学会尊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但对其理解要避免将其仅仅理解为“资源”，而要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主体性。与此相关的是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仅仅视为普遍与特殊、主体与资源、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要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同样有其主体性和创新性，如是，能理解二者之间的平等交流与相互成就。二是要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保持张力中做好中华传统文化的培护。中华传统文化与其现代化的关系恰如树冠与树根的关系，只有树冠的枝繁叶茂才能滋养树根，而树根的深扎也能滋养树冠。三是在文化的主体性对话与生成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以历史的、审慎的态度，用更加积极、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燕连福在《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几点思考》的报告中指出，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既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着力点，也是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的生长点。体系化侧重对理论要素进行系统性、逻辑性建构，使其形成自洽的逻辑以及内在统一性。体系化研究中有若干关系需要把握和处理好，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小体系之间的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间的关系；理论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间的关系等。学理化要求不断推动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使源自实践的理论能够正确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并形成原理性理论成果。燕教授列举18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命题，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人民性、结合性、互鉴性等重要特质。关于如何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燕教授提出要警惕和避免各种错误思想，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新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孙秀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知与传播》的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广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注集中在“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存立场、“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导向、“交流互鉴”的文明相处之道、“美美与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价值体现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省察“普世价值”偏颇认知提供重要借鉴，为形塑“民心相通”伙伴关系提供强大指引，为创设“公平正义”合作秩序提供全新范式，为构建“量体裁衣”文化道路提供中国方案。立足新时代，要通过深化“五通”建设，夯实认知之基；加强主体协作，发挥宣传合力；强化国别研究，实现精准传播；注重数字赋能，提升认知效率等方式不断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影响力。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洪晓楠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化强国建设》的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强国进行概念和逻辑分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强国”战略包含在国家整体战略之中，没有“文化强国”战略就不可能有完整的、推动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整体战略，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随后，洪晓楠教授从大国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实现文化强国要实施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工程、提升全民素质的能动力工程、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工程、提升文化对高质量发展的带动力工程、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工程。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蔡文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遗产保护的逻辑与进路》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遵循，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首先，从引领的内在逻辑来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以“两个结合”为逻辑起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科学方法论深刻指引着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创新发展路径。其次，从引领的原则要求来看，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第一原则、合理利用原则、最少干预原则。具体而言，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最后，从引领的实践路径来看，一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明确“主方向”；二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夯实“主基石”；三要健全制度法规体系，构建“大格局”；四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共同体”；五要强化科学技术赋能，提升“驱动力”；六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同心圆”。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吴怀友在《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历史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历史启示现实，当前需从中华文化发展史特别是党的文化建设史中汲取经验，破解文化创新活力不足、体制机制待完善的问题。中华民族曾出现五次文化繁荣热潮：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奠定古代文化发展的基础；隋唐兼容并包，成就唐诗、书法等艺术巅峰；北洋军阀时期古今中西文化交织交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热潮，文艺成果丰硕；改革开放以来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热潮。总结发现，以上五个历史时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共通点在于：社会需求是根本动力，有较为宽松开放的社会政治氛围，具有公平的文化创造环境，最后是国家政策的引导与推动。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创新哲学研究会会长成龙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世界意义》的报告中指出，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文明改造、文化创造的进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源创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两个结合”，对传统文明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快速的改造。一是改造传统小农生产，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文化强国建设的坚实物质基础；二是推翻“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建构现代新型民主国家，奠定文化强国建设的坚实政治基础；三是改造封建文化，马中西综合创新，塑造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文化强国建设的坚实精神基础；四是扫除封建社会伦理，建构现代社会体系，坚持共同富裕目标，奠定文化强国建设的坚实社会基础；五是弘扬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建构现代生态文明体系，奠定文化强国建设的生态文明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树立了文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俞祖华在《学统、政统与道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三个维度》的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他将“三个可以”与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的“三统并建”说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张更具有文化自信和开放胸襟，所推进的传统文化“两创”包括了“知识之学、治国理政、道德之学”三个部分。知识之学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推进科技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道德之学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常修常炼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营养；治国理政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关联，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与实行单一制国家形式承继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作为全国性高规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盛会，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致力于打造一个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具有鲜明标识度的高端学术平台。本届论坛由浙江工商大学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科学部（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杭州市钱塘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浙江学刊》编辑部、《治理研究》编辑部、《观察与思考》编辑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编辑部、《文汇报》理论评论部、《浙江日报》理论部协办。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浙江省首家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省委宣传部部校共建的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省首批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先后获批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浙江省优势特色学科，并连续三年跻身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前7%。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连续两年入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学院正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浙江工商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全力争创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