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显明、博士研究生李思远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发表文章《“八八战略” 与 “第二个结合” 的省域先行探索》，原文刊登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

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百年探索的思想成果，深刻地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在谋划、实施“八八战略”的过程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文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相关思想成果为“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为浙江省域现代化实践注入了鲜明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切，贯穿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整个历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除极端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者外，主张融中西文化之长为一体，创造出既能顺应人类文明进步之潮流，又能保存民族文化之特色的新文化，这一观念渐次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中，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以及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说等，都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讨论。“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提出后，学界聚焦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多维视角探讨了“第二个结合”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及双向互动关系，论证了“第二个结合”对于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二是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历程，深入挖掘“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生成的历史逻辑与实践经验；三是着眼文化主体性的提升，就“第二个结合”开创中华文化创新空间的重大意义进行理论阐释。在学界业已从宏观视角就“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及其生成逻辑进行了深入阐释的基础上，本文聚焦“八八战略”，就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域现代化实践中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成果进行理论梳理，总结“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在浙江的先行探索，为深化研究“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一种情境化的分析视角，彰显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生命力。

一、“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建构

“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凝结着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深厚历史经验。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典文明，以独步东亚地区的文明演进优势，确立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牢固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具有文脉自觉、进行自主创造、达到超越维度的文化生命意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遭遇了空前危机。自此以后，如何在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大议程。借助马克思主义宏大的历史叙事方法，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等同于传统与现代的时代性差异，或者先天性的民族性差异的思想误区，摒弃、超越了“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开创了批判性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进路。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引导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全盘西化”论和文化复古论将文化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当作自足的生命有机体，一厢情愿地构想文化“重构”或“返本”前景的根本局限，开创了在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变革实践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进路。现代化所代表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既给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维系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同时也给各民族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推进文明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能否顺应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迁，实现文化传统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的现代转型，直接决定着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命运，进而也决定着民族文化主体性甚至民族本身的命运。“第二个结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的文化表达，蕴含深刻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寓意。一方面，中华文化只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内涵及表现形式的现代转型，才能激发和转化出其现实生命力，确立起中华民族顺应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只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增强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能真正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化根基，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第二个结合”鲜明地凸显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文化本源。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形成了以文化传播来维系族群交融的观念传统。虽然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生成了以夷夏观念为代表的族群界分意识，但同西方近世民族观念的排斥性、对抗性基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夷夏观念从来不是基于种族、血统、地域的族群畛域，而是一种具有极强的种族、地域包容性的文化族群观念，并借助华夏文明的演进优势，对周边族群产生了极强的同化能力。中原王朝本着“化成天下”的文化使命，不断将周边族群融入认同华夏文明的大族群，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主动将自己纳入“华夏”的历史和文化体系，“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厚重的族群交融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符号认同，构成了维系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得以生成和维系的重要前提，离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动摇了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存在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就无从谈起。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主题，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在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的同时，全面提升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根脉。无论是现代性还是现代化过程，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其具体内涵和实现形式从来都是多元的。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各国现代化过程体现着诸多共同性的价值追求，遵循着某些一般性的规律，但任何一种现代性价值的实现，都是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必然会赋予现代性丰富的民族表现形式。现代性就现实性而言是多元的，就历史性而言是“流动”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的理论表达，其表现形式同样具有民族文化的规定性。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的过程中，中华文明赋予了社会主义现代性一系列中国式的内涵和实现形式，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

“第二个结合”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最深层的内涵。近代以来，基于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意识，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对救国之道的探索，从来没有止步于保存中华民族，而是始终激荡着恢复民族旧有之荣光的精神冲动。梁启超憧憬着“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孙中山更是将中华文明的复兴及其带动的人类文明的跃升视为振兴中华的终极目标：“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李大钊在1916年发表的《“第三”》一文中，将建构超越东西文明的“第三”文明，视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时，也明确提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毫无疑问，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深层的内涵和最崇高的价值追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复兴中华文明、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的“旧邦新命”，不是向传统文化的简单回归，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具有“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规定性。“中华文明”标注了这一文明形态建构的实践主体和文化主体，凸显了这一文明形态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现代文明”揭示了复兴中的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属性，即它是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变革相适应，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理想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第二个结合”的引领下，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文化主体性。

二、“八八战略”的文化向度与“第二个结合”的省域先行探索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融合，激活和传承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省域层面探索的先行地。“八八战略”立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率先就省域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整体性的擘画，如何在现代化实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区域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八八战略”探索的重大议程。

浙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灿烂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从万年上山、八千年跨湖桥、七千年河姆渡、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到百年红船，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习近平同志对浙江丰厚的文化遗产及其独特的思想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挖掘、传承浙江区域文化蕴含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思想元素，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进行了大量前瞻性探索。正是在这一走在前列的探索实践中，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成为浙江省域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文化建设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使浙江先行一步的省域现代化实践呈现鲜明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1.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确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价值导向。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在谋划和推进省域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就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明确提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先进文化的滋养则“促进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极大地提高人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为增强省域现代化实践的文化自觉，“八八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将文化建设作为推动浙江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将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八大战略举措之一。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省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维，深刻阐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根脉所在。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是各民族创造历史最重要的现实条件之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演进的历史脉络，就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中华民族历史悠久、饱经沧桑，几分几合，几遭侵略，都不能被分裂和消亡，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基于省域现代化实践的文化自觉，习近平同志将“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上升到了事关“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的战略高度，强调只有传承发展好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

千百年来，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区域文化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从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到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贯穿其中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省域现代化进程中为创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作出浙江应有的贡献，“用带有浙江特点的优秀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内涵，用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先进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同时更好地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一战略目标以深邃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立足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来审视浙江文化，将文化大省建设纳入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进程，表现出敏锐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3.坚持用社会基本矛盾规律指导现代化建设，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化动因。任何一种成熟的现代化模式，既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趋势和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同时也必然会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的影响下，塑造出其现代性的具体形象，展现出独特的现代化图景。马克思深刻地阐述了意识、观念、意识形态根源于物质实践，同时又深刻影响社会现实实践的基本规律。1881年，在谈到俄国公社的命运和前景时，马克思明确提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环境”对人类社会实践全方位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决定了“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习近平同志就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总结，深刻地揭示了“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的内在规律。习近平同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政策并无特殊、陆域资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好最快的省份之一，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力量，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这“四个力”的概括，生动地揭示了流淌在浙江人民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对于推动浙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走在前列的内生动力作用。

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华文化根基，习近平同志深入挖掘和梳理了浙江区域文化中蕴含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契合的文化基因。习近平同志认为，浙江区域文化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永康学派“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永嘉学派义利并举、黄宗羲“工商皆本”等思想主张及其代表的浙江人文精神，“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构成了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深刻揭示文化与经济的互动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以“‘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的创新思路。相关思想同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提出的“人文经济学”的思想旨意高度契合。其核心要义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为经济发展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

4.深入挖掘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相契合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为省域现代化立根铸魂。优秀传统文化书写在历史文献之中，积淀在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之中，更流传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也充分汲取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价值理想和人文精神。浙江区域文化同样蕴含着诸多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相契合的文化基因。2005年，习近平同志亲自提炼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和红船精神，目的就是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弘扬浙江人文精神有机地融合起来，“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作为文化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智慧、活力和创造精神”，推动浙江在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走在前列。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中积淀形成的独特自然观。习近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物我齐一”“兼爱节用”等思想智慧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科学的生态民生观”，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合”是中华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性格之一。习近平同志对“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强调“和合”文化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无与伦比的文化的精髓之一，“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浙江是“和合”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深厚的“和合”文化底蕴为率先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2004年5月，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的决定。“平安浙江”建设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摆脱狭隘的维稳观念，树立“新的稳定观”和“大平安”理念，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理念，贯穿于省域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和生存性格塑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2005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为浙江高校师生作“理想·价值·人文精神”主题报告，对儒家“忠孝仁义”观念进行了古为今用的创新性诠释，认为“忠”就是要对国家负责，“孝”就是要对亲人负责，“仁”就是要对他人和社会负责，“义”就是要对自己负责，舍生取义。这些重要思想成果充分体现了尊重国家治理体系演进的内生逻辑，传承和光大古代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历史自信与历史自觉。

5.全面总结文化大省建设的实践经验，增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自觉。方法论的自觉，是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思考上升到方法论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指导性的思想原则。一是坚持辩证取舍，科学扬弃。面对良莠并存的历史文化遗产，决不能在文化观念上照搬照抄，“要善于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抱残守缺，而是要适应现代生活的基本逻辑，将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人文精神传统传承下去，彰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精神气质。二是坚持创新传承，推陈出新。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总是每一代人在回应现实挑战中，通过有意识的挖掘、阐释而实现创新传承。没有创造性的转化，文化传统再辉煌，也只能存留在历史记忆之中；没有创新性的发展，文化传统再悠久，也终会因缺乏生机活力而衰败消亡。三是坚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过程。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必然极大地促进民族性和地方性文化的交流互鉴，汇聚形成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追求；另一方面，“人类现代化的主体一定是多元的”，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会呈现纷繁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色，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充沛的生机和活力。着眼于浙江作为沿海发达省份肩负的文化创新使命，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在高度的自省中虚心汲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使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精神素质不断适应开放的世界和全球化竞争的需要”。四是坚持与时俱进，融合创新。在现代化实践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根本目的是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实践的有机衔接，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造就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谋划加快文化大省建设战略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人文精神传承发展的两个“结合”原则，即“实现浙江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得更加紧密，与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结合得更加紧密”。这两个“结合”，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重要论述，形成了高度的契合，突出了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性、人民性要求，即立足现代化实践，着眼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创造出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现代形态。

三、“八八战略”引领下“第二个结合”的省域实践成效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载体的“第二个结合”，说到底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为指引，将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八八战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进而根据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要求，锚定了在省域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的发展格局，极大地增强了省域现代化实践的文化主体性。20多年来，在“八八战略”的引领下，浙江积极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连接点，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创新文化传承机制，在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第二个结合”引导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案例。

1.坚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纳入省域现代化实践的大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是检验现代化实践的理性化水平和现代化道路成熟度的重要尺度。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揭示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性意义，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根据“八八战略”的总体部署，2005年，浙江省委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全面启动了文化建设“八项工程”。2011年11月，浙江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作出《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全面实施包括“文化遗产传承”在内的文化强省建设“十大计划”。2017年6月，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文化浙江”的新目标。随后，浙江全面启动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和文化基因激活工程，建立浙江文化基因库，绘制重要文化基因图谱，以文化基因的源头活水赋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2021年9月，根据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要求，浙江省委出台《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意见》，绘制了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文化发展蓝图。在“八八战略”的引领下，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促进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成为省域现代化一以贯之的价值导向，浙江由此逐步强化了省域现代化的文化先行格局，形成了持续深化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局面。

2.注重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增强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意识。中国式现代化是赶超式现代化。要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为几十年的社会变革进程，需要在短时期里完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培植出强大的现代化内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民营化的体制改革先发优势，全面激活了浙江区域文化传统的工商文化基因，成功地释放出了人民群众创业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全国罕见的大众化创业格局。“八八战略”实施以来，通过持续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红船精神、大陈岛垦荒精神、“四千精神”等，浙江进一步激活了中华文明和浙江人文精神蕴含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励精图治等优秀文化基因，在全社会激发出生机勃发的创业创新活力。从“创业富民创新强省”，到“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数字化改革，再到“创新浙江”建设，浙江始终坚持把营造体制机制的创新优势、激发全体人民的创业创新积极性作为体制创新的根本着眼点，进一步增强了全体人民参与省域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全国最富活力的创业创新高地和各类人才共同向往的创业沃土。2024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2.3%，创新正日益成为浙江省域现代化先行最鲜明的标识。

3.广泛挖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相契合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省域现代化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为浙江在省域现代化先行实践中深化“第二个结合”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浙江大力弘扬亲商重商传统和浙商创业精神，厚植“人文经济学”的文化土壤，深入探索“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民生”的有效路径，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有效地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上，充分发挥“和合”文化重要发祥地的文化资源优势，广泛开展德文化、慈文化、善文化、孝文化、和合文化以及信义文化建设，全面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开展“溯源治理”，积极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在“平安浙江”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治理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充分挖掘民本思想传统的合理成分，持续深化“法治浙江”实践，积极推广武义“后陈”经验，健全领导干部下访的常态机制，加强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广泛开展“请你来协商”活动，形成了“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良好局面。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弘扬“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中华优秀思想传统，在全社会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实践，建成了全国首个生态省。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文脉传承上，坚持抓紧抢救、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相结合，构建起了涵盖世界文化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等在内的世界遗产资源保护体系。在不断健全和完善省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的过程中，浙江逐步探索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高水平传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相互转化机制，有效增强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生动力。

4.积极探寻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积极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机制。“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机制，着力让摆放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广泛开展“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在全社会倡导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工匠精神等，将中华人文精神融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文明风尚的塑造，增强了全体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浙江人文精神的认同感；通过保护、传承城市和乡村文脉，全面加强良渚文化、黄帝文化、大禹文化、吴越文化、和合文化、南孔文化、宋韵文化、诗路文化以及阳明心学、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播，将其融入城市品牌建设和文旅经济发展，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通过高水平推进全域文明创建，深入开展“浙江有礼”“最美浙江人”实践，实施社会文明提升行动，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落实于城乡居民现代文明素养的提升过程，落实于基层群众广泛参与城乡社区的善治过程，形成了富而崇学、富而有礼的良好社会风尚，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感。这些探索实践，有效地拓展了人民群众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的渠道，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5.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努力为促进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增强人民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感、认同感、自豪感，是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20多年来，浙江始终坚持以文化人，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在高水平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农村文化礼堂、文化会客厅、城市书房、文化驿站建设，建立文化特派员制度，深化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改革，打通优秀传统文化走近人民大众的“最后一公里”。截至2022年底，全省累计建成农村文化礼堂20511家、农家书屋25335个，初步构建起“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和“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书香浙江”氛围日益浓厚。与此同时，浙江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深挖地方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不断丰富文化产品的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文化精神生活需求。2005—2023年，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从442亿元增至6150亿元，占GDP比重从3.2%增长到7.2%，产业规模和实力不断壮大，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前列，在“人文经济学”探索和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都有效地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优化了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文化环境。

作者简介

何显明，浙江龙泉人，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二级教授。曾任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任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先后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重点资助对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现代国家建构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地方治理创新等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3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等论文150余篇，其中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等转载近50篇。出版有《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等个人专著9部，研究成果先后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行政学院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特别奖、二等奖。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等项目研究。

李思远，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