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权利的边界——谣言的罪与罚

刚刚过去的9月，可以称为2013年的法治月。随着“网络大谣”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落马，公安部等多个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的行动，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网络谣言法治治理的司法解释“转发五百次定罪”更是引发了网民们对网络自由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部分网民的恐慌。具体而言，司法解释称：“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即可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是净化网络空间还是限制网络舆论自由？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尚未达成共识。那么，如何看待网络谣言的传播兴起？网络时代，该如何营造健康的网络舆论空间？与此同时，又该如何在保障公民的权利和防止公权力被滥用之间保持平衡呢？

一、“转发500次入罪”动了谁的奶酪？

不容否认，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高层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窗口。五百条标准一出，引发互联网一片哗然。

赞同的网友评论道：网络谣言混淆视听，对故意制造事端，造谣、传谣者应坚决打击，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得很及时。

也有网友在赞同的同时也表明其担忧：网络谣言必须坚决打击，但是如何避免有人利用此条款打击报复那些举报者呢？造谣者该定罪，不能姑息，但要保证真正真实举报人的合法权利。

另有新浪微博网友评论道：以后写微博别忘了在后面加上“本故事纯属虚构”，要不然不知不觉莫名其妙可能就进去了。

还有网友提出了质疑：如何区分故意造谣和无意传谣？如何在整治谣言时避免执法偏差等。

“转发500次入罪”动了谁的奶酪？网民的反应也凸显出了当下我国互联网网络环境的现状。保障公民的权利，继续发挥互联网传达民情民意、网络监督的作用，亟需用法治的方式净化网络空间。

二、关注谣言背后的社会心态

谣言几乎与人类历史同龄。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谣言更是变得无处不在，互联网成为谣言流通、发酵的重要场所。谣言的危害有时不亚于一场天灾。它可能损害公民个人的名誉、危害实体经济甚至破坏民主。谣言有可能引起大恐慌，因为恐慌情绪会迅速从一人传至另外一人，制造出应验的预言。如果相关谣言在人群中激起强烈的恐慌或厌恶情绪，谣言就更加可能被广泛传播。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每个人都可能是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和受害者。

谣言危害性不言而喻，那为什么谣言在互联网上的势头如此迅猛？今日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多面镜子。五百条戒令一出，引发了如此强大的反响，令我们不得不反思谣言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心态。或许没有人不知道谣言的危害性，那么为什么在互联网上，会有如此多的网民乐意于编造谣言，愿意不经证实地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去传播谣言呢？单单从个人的心理偏好来解释恐怕无法更深入地理解，我们应该更清楚地认识谣言的实质以及谣言传播的机制，谣言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正如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在其《谣言》一书中所称：民众愿意传谣、信谣多半还是由于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是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谣言不一定全假，但必定是非官方的。在某些时候，谣言的产生是因为怀疑官方的事实，从而旁敲侧击，添油加醋，引发民众的注意。我国互联网上诸多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政府信息不公开，导致了谣言在这些事件中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促使不满情绪发酵，而且从网上走向网下。2009年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杭州七十码事件等，其中都可以看到谣言的影子。

网民乐于造谣、传谣的更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心态。不可否认，中国改革30多年来，社会阶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且阶层固化现象十分明显，使得一些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诸多二代话语背后透出的是民众对当下社会不公的不满。“仇富”、“仇官”心理凸显，“弱势”心理集中在下层民众中。上海杨佳袭警案，诸多民众为杨佳叫好就是中国转型期民众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社会心态很危险，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屌丝”话语的出现，更是折射出当下弱势的一种社会心理。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是富人不敢堕落，穷人能够看到希望，个人通过奋斗能够有收获。这样，人们就不会怨天尤人，整个社会才会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社会只有公平、公正，人们才会更加理性地看待一些事情，互联网上的传谣人数才会减少，盲目从众的网民才会越来越少。

对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愤慨，对此种类型谣言的传播，都折射出当今社会下民众的弱势社会心态，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

三、规范权利与权力的边界

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监督了政府，部分地震慑了贪污腐败，给民众一个宣泄的渠道，有利于现实社会的和谐。而言论混乱，既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因此，网络时代，确定权利自由的边界，确定权力正当执法的边界，对于净化网络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挥网络舆论监督作用和打击网络谣言，本来并不矛盾。公民在网络上有言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侵害，以及不能危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如若不然，公民的权利自由就会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利益。互联网由于它的匿名性，散布任何有关虚假的谣言都轻而易举，而造谣者却能够轻松置身事外。如果不加以监管，个人隐私、公众利益都可能被无端践踏，造成人们不对自己言论负责的后果。因此，权利自由需坚持法律底线，言论自由也有法律边界。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各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是正当的举措。

但是在规范公民自由边界的同时，政府整治网络环境空间也需要谨防公权力被滥用。打击网络传谣也需要确定违法的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正如《新京报》的评论所言：将刑事打击谣言的范围，严格限制在恶意造谣、传谣者，同时给予公民必要的“说错话”的宽容空间，保障公民的网络监督权。让互联网失去活力，舆论丧失监督能力，绝不是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的目的。相反，让守法者畅所欲言，让违法者寸步难行，这才是互联网法治昌明的标志。所以，贯彻打击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应体现宽严相济、不枉不纵、刑罚得中的法治精神，应严格区别恶意造谣和错误表达，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言论空间。

另外，单单依靠法律途径来解决谣言，也不是万全之策。法律手段有时候会产生“寒蝉效应”，伤害言论自由，不利于发挥互联网的民意表达，以及网络监督功能。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桑斯坦在其名著《谣言》中指出：仅靠保持言论自由和法律管制之间的平衡来消除谣言是不可能的。防止网络时代越来越容易被引爆的谣言，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摸清散布谣言者的心理机制和谣言的传播机制，并辅之以法律监管和文化规范的手段，就能在源头上减弱谣言的力量，从而保护人们和机构少受“莫须有”罪名的伤害。对中国而言，除了法律治理途径外，也需要广大网民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主素养，练习自由言论，培育起健康的网络文化；让每个人在互联网时代，都遵循思想市场的规则，遏制虚假谣言的传播与扩散，让谣言真正地止于智者。

谣言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但如何遏制虚假谣言的扩散，让更多的人不去传谣，这是政府和社会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在通过法律手段打击网络传谣者的同时，也需要政府关注谣言背后所折射出的转型期的民众社会心态。政府应加大力度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民众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并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开放社会条件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更加理智，减少信谣、传谣。